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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之洞故居今安在

來源:北京晚報

時間:2020-05-08

白米斜街11號院大門

  2020年初春,因為新冠肺炎疫情,武漢受到了社會各界人士的關注,紛紛拿出實際行動為武漢加油。有文史愛好者發現,“武漢加油”四個字背后有一種歷史的巧合。根據民間的說法,“加油”二字的來歷,與清代嘉慶年間一位叫張瑛的貴州官員有關。張瑛退職還鄉后,每晚背著油簍子走在貴州安龍的街巷,看到哪家有書生點燈讀書,就從油簍子里舀上兩勺菜油,加在油燈里,鼓勵書生用功讀書。張瑛就是張之洞的父親,而張之洞后來被譽為“武漢城市之父”。

  “加油”這段掌故的真偽有待考證,但是張之洞對武漢的貢獻卻是名載史冊。1889年,張之洞就任湖廣總督。任湖廣總督的十多年里,他在武漢三鎮大興實業、修建鐵路、建造工廠、發展教育事業。他所做出的政績,時至今日仍影響著武漢。比如,他當年創辦的自強學堂,便是武漢大學的前身。

  1907年夏,張之洞奉旨進京。這一年,他已經71歲了。張之洞回北京后,府邸安置在地安門外的白米斜街。

  一百多年過去了,當年的那座深宅大院,歷經滄桑,多次更換主人。如今,它又是什么模樣?

  當年故居為中西合璧

  白米斜街東起地安門外大街,西南至地安門西大街。出斜街西南口就是什剎海荷花市場,對面是北海公園北門。從白米斜街東口走入,來到11號門前,廣亮大門前的上馬石、八字門墻以及大門對面矗立著的高大影壁,昭示著昔日院落主人的身份和地位。這便是當年張之洞從武漢回北京后的府邸,它東頭的7號院當時則是張之洞的私家花園。如今,這兩大院落間有門相通,有路相連,而且還設有旁門直通什剎海岸邊。

  當年舊宅規模如何?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賈珺在《北京私家園林志》(2009年出版)一書中,描述了張之洞舊宅的整體格局:“宅園格局寬敞,橫跨四路院落,中路是住宅主院所在,設有四進院子,各有正房和東西廂房;東路院辟有花園,大門位于東南角,院中堆有一座假山,山上建有涼亭,山下曾經挖有一片很小的水池,旁邊種植著繁盛的松柏花草……”讀罷這些文字,不難感受到張之洞舊宅的“深”和“大”。不過,故居總體結構雖承襲了老北京四合院風格,但細究其建筑,卻發現它與傳統的四合院略有不同。特別是在院落北邊所建的觀景樓(也稱之為“繡樓”),透露出不一樣的風情。

  有文字記載,1907年,張之洞從湖北奉旨入京,位于白米斜街的私邸并非新置,且略顯陳舊。于是湖北善后總局專門撥款兩萬兩白銀,對該宅院進行了徹底修繕,并新建了磚木結構的二層觀景樓。觀景樓是前廊后廈的結構,在樓上可遠眺地安門內的皇城,也可觀賞眼前的荷花綠柳以及鐘樓鼓樓。從修繕舊宅的思路和結果,依稀能感受到“洋務運動”的余溫:中西合璧,花園洋樓。

  彼時的張之洞,頗有聲望,他在這座深宅大院里,度過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兩年。1909年,張之洞病重,攝政王載灃還坐官轎至白米斜街來探望張之洞。只不過,此時的清廷,已經是風雨飄搖。張之洞去世后不久,清朝也走到了盡頭。這座宅院,也跟隨時代的跌宕起伏,變換了諸多主人。

  在百年變遷中,這座舊宅,如今已是面目全非。中路、東路以及西路的諸多建筑和格局早已不存,當年舊宅里花園、假山、涼亭都已不見,取而代之的是因地制宜建起的民居。

  觀景樓保存還算完整,只是已變成普通居民在此合居,住戶們安裝了鋁合金門窗,為擴大室內居住面積,居民還將觀景樓的“外廊后廈”合并到“房間”之內。筆者曾經在走訪中發現,二樓玻璃窗上還貼著大紅喜字。雖說洞房花燭,龍鳳吉祥,但已被“毀容”后的觀景樓,卻是風姿黯然,老態龍鐘。由于該院落并未被列入任何文物保護單位之列,所以也不具有任何“身份”的標識,舊居的保護狀況堪憂。

  馮友蘭一家曾住在張氏舊宅

  上世紀30年代初,日本加快侵略中國。清華大學教授、哲學家馮友蘭夫婦想在城里買處房子,以備不時之需。時任北平研究院歷史研究所所長的徐旭生告訴馮友蘭,張之洞家后人急于出售祖上部分房產(舊宅的中路院落)。于是徐旭生便從中搭橋,介紹兩家洽談,雙方很順利地成交。

  由于馮友蘭與徐旭升有同鄉之誼,所以在房子修繕一新之后,馮友蘭就請徐旭升、常維均兩家先搬過去住,馮家依舊住在清華園。很多年以后,徐旭升的兒子徐恒回憶說:“我們成了張之洞后人賣房以后白米斜街3號(當時的門牌號)的第一批住戶。”(徐恒的《日寇統治時期的白米斜街3號》,發表于《百年潮》2004年第1期)

  1937年,日本人全面侵略中國,馮友蘭攜全家從清華園搬至白米斜街。同時來住的還有馮友蘭的堂妹馮蘭和妹夫張岱年(著名哲學家),再加上老友徐旭生、常維鈞等,小院人氣十足。馮友蘭女兒、著名作家宗璞就是在這個小院里長大。

  徐恒在《日寇統治時期的白米斜街3號》一文中提到,隨著清華的南遷,大概一年多之后,馮家全家離開北平,臨行前把白米斜街3號的房子托付給徐恒的母親。此后不久,小院有了新的鄰居,他們就是李戲漁以及李霽野等人。李戲漁住在垂花門外南屋,當時他在輔仁大學任教,曾多年隨馮友蘭一起工作。翻譯家李霽野夫婦,他們住在正院內。李霽野是應輔仁大學英語系之聘從天津搬來的,他那時剛結婚不久,夫人已經懷孕。后來,伴隨著李家兩個男孩的接連降生,院子里又有了新氣象。

  李霽野當年曾受魯迅先生資助入燕京大學學習,也是魯迅的得力助手和學生。正因如此,有兩位特殊的客人,每月都會按時到李霽野家領取生活費,那就魯迅的母親和原配夫人朱安。原來自魯迅前往上海后,周老夫人與朱安一起在北京生活。老人每月的生活費,都是魯迅從上海郵寄。魯迅逝世之后,許廣平仍舊堅持為其母匯款。許廣平從上海寄到李霽野處,她們再從李先生處取回去。

  抗戰勝利后,很多從北平南下的學者教授返回北平。1946年夏,馮友蘭一家也從昆明回到了白米斜街的家。此后不久,他們的前院多了一家住戶,那就是聞一多夫人高孝真。

  根據宗璞的回憶,聞一多被暗殺后,馮友蘭就邀請聞太太和孩子們搬到白米斜街來住,在馮友蘭夫人的熱心幫助下,聞家孤兒寡母與馮友蘭家住前后院,成為鄰居。需要特別提出的是,聞家老小搬過來住完全是馮家的情誼,并不收一分錢房租。

  當時,聞一多的侄輩黎智(聞立志,抗戰期間在重慶南方局做青年工作,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任武漢市委書記等職)來到北平,其夫人魏克根據中共的指示,從事上層人士家眷的統戰工作。黎智把“據點”定在白米斜街3號,這里也成為進步青年去晉察冀解放區的中轉站。

  專家呼吁加強舊居保護

  新中國成立后,馮友蘭以極低的價格將他在白米斜街的院落出售。后來,國家將這部分院落分配給石油部做機關宿舍。筆者多年前探訪小院時,從小就跟父母住在這里的居民楊建偉回憶說:“院內設置了鍋爐房,房間里有暖氣,大門口設有收發室。1976年地震之后,院子搬進來的住戶逐漸多了,大門自敞開之后,門下的大門檻也不知了去向。”

  張之洞舊宅其他院落的命運也頗為坎坷。這與張氏后人有莫大關系。張之洞的一個兒子張仁樂,字燕卿,上世紀30年代曾任“偽滿”實業部總長等職務。1945年日本投降后,張燕卿因投敵“偽滿”被國民政府判刑,張之洞故居的左院、右院及前院成為國民黨要員的私宅。

  1949年之后,該處房產被作為“敵偽財產”予以查封。上世紀50年代,我國著名圍棋手過惕生在北京拜見國家副主席李濟深,提出籌建新中國圍棋組織的建議。李濟深對此深表贊同,旋即向周恩來總理呈交了報告并得到批復。當時,過惕生負責具體落實棋社選址籌備工作。經過多地走訪,最終看中了位于前海南沿3號院的二層小樓(非張之洞故居的觀景樓,當時為張之洞家的祠堂)。在接洽后得知,這個院子是被查封的“敵偽財產”,有關部門表示不能啟封。后來,經大家的努力,最終得到特別批準。從此,張之洞的祠堂成為“北京棋藝研究社”誕生地。當時“北京棋藝研究社”俗稱什剎海棋社,棋社中的“老會計”就是張之洞的兒媳龔安惠(張仁樂的夫人)。我國著名圍棋大師聶衛平,童年時學棋就是在這里起步的。什剎海棋社后來搬出“祠堂”,如今這里也是大雜院。

  故居的其他建筑變化也很大。上世紀60年代曾在白米斜街居住的居民陸元回憶,7號院(當年的張家花園)曾是石油部幼兒園,后來就逐漸成了大雜院。小時候他在院中見到有假山、涼亭、石桌、石凳等,地面是石子鑲嵌成圖案的甬路,路旁是繁花茂草、古柏高松。上世紀70年代,假山被推平,涼亭被推倒,花木被鏟除,建起了民居平房。

  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,故居西路臨時建有地震棚,地震之后,人們將地震棚改建成紅磚房,后來各家各戶又安裝了小院門,形成了今日“院中院”的格局。

  筆者在探訪故居時,由于故居內建筑布局雜亂,走在“迷宮”般的小路中,多次迷失方向。著名地理學家侯仁之在生前曾提到,張之洞故居是乾隆年間便已存在的老宅,對于研究老北京四合院建筑,有很高的文物價值。如今的張之洞故居,位于什剎海歷史文化保護區范圍內,受保護區內整體性的保護,但并沒有得到有針對性的重視與保護。有專家呼吁盡快建起張之洞紀念館,并借此將這座老四合院一并保護起來,能起到一舉多得的作用。

原文鏈接:http://bjwb.bjd.com.cn/html/2020-05/06/content_12460106.htm

(責任編輯:桑愛葉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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